哲学的贫困——马克思

      在这本书的第二章的五节中，第一节是批判普鲁东的假黑格尔主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这是全书较有价值的部分，即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指导方法问题。用前苏联经济学史学家卢森贝的话来讲，就是在这本书中，“反对普鲁东的论战就变成反对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首先是反对其方法论的论战”。（注：卢森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6页。）其它后四节是从分工与机器、竞争与垄断、土地所有权与地租到罢工与工人同盟的具体批判。这一章的开始，马克思明确要说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是重新讨论哲学。马克思反讽地说，这是回到德国，从英国人（政治经济学）变成德国人（哲学家）。同时，马克思在此第一次直接论说了李嘉图与黑格尔的关系：“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页。）以其前面的思路，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实际上是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物的过程，而黑格尔不满意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物化状态，于是他再将物化了的人扬弃为绝对观念。普鲁东既不理解李嘉图也不了解黑格尔。如上所述，他是用“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来油炸政治经济学。

      在以上分析中，马克思对李嘉图经济学理论有不少的肯定性评述。而这一章里，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特别是社会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在说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深层唯心史观的前提下，再看普鲁东的肤浅性。图赫舍雷尔认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因为他已经自觉地从生产关系入手，解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具体地说，就是将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只能是历史的暂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运动和它的内部联系，所以，政治经济学只能是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借以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以及这一经济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性。这也就是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以及“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9页。）这样，马克思很自然会站在一个远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逻辑尺度上，也能清楚地发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错误。

      马克思指出，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上怎样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0页。）因为在马克思已经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类生存最重要的“本体”规定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抽象本质，而是一定的历史性存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正确地看到了生产在人类生活中的基始性，一些优秀的代表人物（如李嘉图）已经在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的经济关系，这些重要的思想可以概括为社会唯物主义。在对待过去的社会历史运动，特别是由资产阶级否定封建社会，这些资产阶级的科学家是可以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眼光。可是，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这些经济学家（同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天然）形态，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马克思分析道：“经济学家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3页。）而从实质上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税务和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很显然，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本质遮蔽。这种非历史的隐性历史唯心主义，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科学尺度上才能被正确的透视。

      在这个意义上，普鲁东就显得幼稚可笑。因为普鲁东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非历史地描述了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不证自明的原理，而他只要用哲学来编一下次序就行了。马克思说，普鲁东“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普鲁东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2页。）普鲁东又是拿来正反合，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上。结果是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

马克思指出，普鲁东根本无法理解，“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普鲁东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知道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内生产，但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显然，这是《致安年柯夫信》中系列观点的展开说明。前东德学者图赫舍雷尔说，《致安年柯夫的信》可以视为是《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的纲要。当然，马克思这里有更加明确有力的分析：“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的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155页。）这是第一层次的说明。

第二层次，马克思自然要确证，普鲁东和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都不过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反映。“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所以，“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可是，“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作剧作者又当作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作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遇迥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原理”。（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8-149页。）马克思这里阐发的正是他不久前刚刚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也难怪梅林要说：《哲学的贫困》“只是一本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论著”。（注：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8页。）

      针对普鲁东同时反对经济学家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批评普鲁东想凌驾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不断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8页。）在此，马克思专门论说了这时他理解的经济学的三种流派，更重要的是他直接说明了新的科学社会主义。他分析了“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会想出各种的体系。可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寻找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而“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8页。）

      这就是不久之后《共产党宣言》的主体思路了。